8月20日，在杨官寨遗址考古队的临时驻地，队员们仔细整理研究资料，为即将出版的多卷本考古报告作最后的准备。

  “这份考古报告是对杨官寨遗址前期考古所获资料的科学梳理和全面公布，将为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的文化面貌、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文明化进程、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补充重要材料。”考古队队员殷宇鹏介绍。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杨官寨遗址不仅面积巨大，而且明显经过系统规划建设，由专业制陶作坊区、环壕、西门址、中心池苑遗迹、东区墓地等功能分区组成，具备了城市的雏形，呈现出规划井然、功能完备的布局特点。

  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类型之一。通过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首次从宏观角度摸清了庙底沟文化中心聚落的整体布局，为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找到了一把理想的“钥匙”。

  对专业制陶作坊区的调查勘探，是杨官寨遗址考古发掘的开端。

  2004年，在泾渭工业园的开发过程中，一批出土陶片引起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注意。经过进一步调查勘探，考古工作者确认这是一处半坡四期文化的专业制陶作坊区。作坊区由成排的房址、陶窑以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组成。其中，房址均为窑洞式建筑遗迹，是目前关中地区所见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

  “陶窑与房址之间有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应为同时期规划营建，可能是制陶工匠的工作、生活场所。”殷宇鹏介绍，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家庭从狩猎、采集、耕作等日常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陶器生产，从而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工。

  此后，沿着作坊区北侧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段环壕遗迹，随后顺着环壕的方向发掘，接连收获了更多“惊喜”。

  经探明，环壕平面形状近似规则的梯形，基本呈南北平行、东西对称的布局。作为对比，时代稍早的半坡、姜寨等仰韶遗址的环壕均为不规则圆形。这说明在庙底沟文化时期，中轴对称的设计理念已经有所萌芽。

  总周长1945米、宽10米至15米、深3米至5米，环绕面积超24万平方米……规模巨大的杨官寨遗址环壕，不但填补了庙底沟文化环壕类遗存的空白，还成为目前已知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庙底沟文化大型环壕。

  “据此推测，该聚落可能就是当时关中地区的中心聚落。”殷宇鹏说。结合更早的半坡遗址，以及后世的周秦都城等遗址来看，可以说地处泾渭流域的西安地区一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核心地区之一。

  环壕西段的中部是该聚落已知的唯一门址。“西门址两侧发现了上千件陶器，如镂空人面像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彩陶钵、豆形器等。”殷宇鹏说，这些陶器整齐地摆放于此，且有的明显不属于实用器物，应是寄托了先民的某种精神信仰。

  由于环壕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位于杨官寨遗址中心区域的水利系统——中心池苑遗迹“浮出水面”。池苑分为南北两个水池，通过引排水管道相连接，是关中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水利系统。

  “结合池苑的位置、结构、水源地等信息，可知先民已经知道如何高效利用水资源。同时，先民还围绕池苑，依次向外布局了中心广场、生活区、防御设施和墓地，体现出明显的功能区划布局。”殷宇鹏说。

  随着东区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国内首个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公共墓地。”殷宇鹏介绍了这一发现的考古价值，“此前发掘的庙底沟文化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聚落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增长，但很少发现相关的墓葬。这一时期的墓葬是什么样的，曾是长期困扰考古学界的谜题。”

  东区墓地的发现，有力地回应了这个谜题。

  “东区墓地占地约9万平方米，现已发掘400多座墓葬，保守估计其总数应在2000座以上。”殷宇鹏说，如此成规模的墓葬，几乎全是规格、大小、朝向等高度一致的平民墓，尽管墓葬密集，却没有出现叠压打破的现象，说明有专人进行管理。

  “目前已发掘的区域仅占杨官寨遗址总面积的三十分之一左右，只揭开了其神秘面纱的一角。”杨官寨遗址考古队队长杨利平说，“种种有序的规划和布局，共同佐证了这里曾经存在高等级的、具有一定发展高度的文明。”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将加快推动杨官寨遗址博物馆的规划建设，更好地向全社会展示杨官寨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将继续做好对遗址内部区域以及外围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掘，加强与相关高校院所合作，更加深入地探寻深藏在遗址中的‘文明密码’。”杨利平说。（记者 陈志涛）